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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民族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危急时刻，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与中华传统文化碰撞，激荡出耀眼的火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块肥沃的文化土壤里，得以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开花结果，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其突出的革命精神，激活了中国历史传统中“救民于水火”以及“救民于倒悬” 的精神因子，激发出中华民族志士仁人骨子里的“浩然正气”，他们反思“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发扬“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精神，不屈不挠，积极奋进，解内忧、抵外患，挽救民族危亡，最终建立了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其结出的最重要成果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最大契合，莫过于在追求崇高社会理想上的高度一致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突出特色是人民性，站在人民的立场上，马克思希望建立没有阶级和阶级对立、每个人都得到自由发展的社会。中国在西周初年就实现了文明“突破”，走出了对天命、鬼神的迷信，创造了具有人文主义特色的礼乐文明。这时形成了诸如“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等民本思想，敬德保民成为中国最基本的政治伦理。孔子向往“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互相关心，尽其所能，老有所终，壮有所用，矜寡孤疾，皆有所养，这是“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一以贯之的不懈追求。中国共产党继承这个传统，带领人民实现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使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点突出表现在对文化的继承性、包容性。马克思主义学说继承全人类的优秀文化成果，其中自然也包括中国的思想文化。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传入西方，影响了包括德国古典哲学家和马克思在内的西方人士。黑格尔“两极相联”的辩证思维与中国传统的“执两用中”思维相通，而黑格尔认为这一判断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得到了马克思的接受，认为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许就像中国哲学之于黑格尔哲学一样，马克思甚至由此预言了中国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
在善于继承前人优秀文明成果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高度契合。中华传统文化就是在“温故知新”“因革损益”中不断提升、发展与完善的。中华民族由此不断凝聚发展、成长壮大，几千年来更和睦、和平地共同生活在一起。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还体现在许多方面。例如，早期中国哲人认为世界本于“太和元气”，对于天地、阴阳、男女、夫妻、夫子、君臣、上下等的产生与联系，具有朴素的理解和认识，闪烁着唯物主义光芒。特别重要的是，儒家传统的“时中”哲学，强调不拘泥、不片面、不静止，与时俱进、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有显著的辩证思维色彩，人们耳熟能详的“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等，都深入人心，不断产生积极影响。与马克思主义一样，中国传统也强调积极主动认识世界，重视躬身实践，反对空想。孔子以文、行、忠、信施教，“行”就是学习行动路线，学习行动法则，学了就去做。如何行？孔子说“行笃敬”。明辨笃行、知行合一是传统文化的精髓和传统。
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意义重大。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互相成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继承了中华传统文明的马克思主义，是当代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现代化就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思想方法为指导，是以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国传统文明。二者结合所构建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时代性。
（杨朝明，作者系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来源：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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