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春天的一个晚末晌儿，琉璃厂东街路北的一家古玩店——赏奇斋，从昏暗的街面上被人拱开了一道门缝儿，倏地闪进了一个人，他展开臂挎着的一方包袱皮，露出其中的一本册页，三四十开的厚度，封皮是古色苍苍，内里是一色的毛笔字书写下来，间插着还有不少斑斑红印……这个人是来出手让货的。
赏奇斋老板杨润斋翻前看后，通篇都是毛笔字，虽然来不及阅读——杨润斋那点文化水也根本读不顺全篇，但浓烈的古雅之气扑面而来，尤其是散布其间的几枚赤色斑斑的大印：“嘉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即使是搞瓷器的，杨润斋也不能不知道这是乾隆、嘉庆父子的专用印玺，他从心里冒出了一股这东西“非同寻常”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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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润斋字画上是外行，但对行外人杀价，还是有一手的：“600块，我照顾您！要是不成，我把这东西上交警察局了。”看着门外满街的夜色，杨掌柜这又是语出果决，摆出言不二价的架势。送货人也知道自己拿来的不是普通的物件，但到底值多少银子，他心里并没谱。送货人迟疑间点头接受了报价，看老板签了银票，接过来，卷回包袱皮，离开了赏奇斋。
读到这里，大家最关注的是：送进赏奇斋的这件册页，到底是个什么宝贝呢？它是一千年前的一件书法作品——《蔡襄自书诗册》。
蔡襄（1012-1067），福建人。蔡襄年轻时中了进士，升至翰林院学士，然后回老家做官，四十岁左右奉召进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为宋仁宗著书，一路北上，心情大好，于是每有妙会得佳句，随兴写下诗章。
宋时官员常用的书写纸上下宽约一尺，左右约近二尺有余，蔡襄自右至左竖行书写，三张纸上共写了十一首五言、七言诗，连题目一共七十三行。三张纸连起来，约有七尺多长，细数共八百八十四字。这三张纸，再加上后来多人写的题跋，就被后世称为《蔡襄自书诗册》。
蔡襄当年写这些诗时，人正当年，写来是运笔流畅，力道遒健，开始写行楷相兼，渐次演为行草自如，是一种尽意挥洒的状态。欧阳修比蔡襄年长四岁半，他看到蔡的诗卷，在其第三首诗题《题龙纪僧居室》的左下，以灵动的草书留下了“此一篇极有古人风格”九个字。这是很高的称赞！一部诗卷上并存欧阳修、蔡襄两位文化巨匠的书迹，则更显示了它的珍罕之重，峰巅之奇。
现在再回说诗后面的题跋。现已知蔡襄手书十一首诗，纵约一尺宽，横向三张纸连起来七尺多长这么一件东西，实际上有好事者（崇奉者、珍爱者）按照当时社会上的习尚，把它们裱褙起来成了一帧“手卷”——前边开头称其为“册页”，“手卷”变为“册页”有一个过程，且放在下文再交代。
现在要强调的是，蔡襄自书诗这七尺多长的“手卷”并没有完，他的后人，他的文朋书友，接其后续裱了“跋语”：第一件即蔡襄的孙子蔡伸（政和五年进士，官至户部尚书，著名词人）在政和二年（1112）工工整整写下的十六个字：“政和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子之子伸敬观”——这是他在祖父逝世四十五年之际写下的；紧接着就是四年之后的“政和丙申”（1116），杨时（熙宁九年进士，工部侍郎，“程门立雪”的那位）对蔡襄书法“以翰墨擅天下，片言寸简落笔人争藏之以为宝玩”那一大片赞语；接下来各具题跋的还有宋代的张正民、蒋璨、向志；元代的张天雨、张枢；明代人陈朴、匡山凷（kuài）翁、胡粹中；清代王文治及近代朱文钧等，留题跋者总共十三家，这些题跋裱褙起来达十多尺长，也就是说题跋部分比蔡襄的原诗部分还要长，蔡襄原诗，再加上其后的题跋，合起来就十七八尺长了。
前边说赏奇斋老板看到长卷上斑斑驳驳的皇家大印，其实，其上印信说起来也多，从蔡襄书诗的正文，到它连带的题跋，从首到尾细数一下，全卷上共钤印六十一枚；这些印章有收藏者钤盖的（表示“曾归我有”），有经手者钤盖的（表示“曾经我看”，其中亦有收藏者），有题跋者钤盖的（表示“曾留我迹”，其中亦有收藏者）。
倘若循着这些鉴藏印的路迹稍走一下，就会令人感喟连连：蔡襄的亲孙子蔡伸（1088-1156，他在题跋中自称“子之子”，他与爷爷的年龄差是七十六岁）是诗卷的最初收藏者，但蔡伸逝后不足百年之后，这宝贝已辗转进入南宋的大权相贾似道（1213-1275）之秘藏。也是在百年恍惚间，它被明初洪武年间在楚王府任“长史”（秘书长）的管时政收入囊中。三四十年后，它又先后流归永乐朝的吴孟勤、胡粹中之手。清初顺治时期，它被保和殿大学士、大收藏家梁清标收藏。乾隆当朝，这件重宝收归湖广总督、大收藏家毕沅所有。也就是藉着毕沅的通道，它被进贡于清廷——推算起来应该是乾隆的晚期或嘉庆朝的时候了。这样一件国宝，从蔡襄最初落笔时的北宋公元一零几几年，到收入宫苑的乾隆嘉庆朝的一七几几年，交迭转手、颠簸流浪了七百多个年头，这其间经过何样变换迷离的历史，在这里当然容不得细述。乾嘉之后，这件宝物在宫禁中“安居”了不足二百年，到二十世纪初清室灭亡之后，它又“命悬一线”了。
从清室1912年宣告“退位”，但仍盘踞在紫禁城里的封建小朝廷，正日甚一日地上演着转移、盗卖宫中原藏珍宝的败家惨剧。毓庆宫的库房门锁给人砸掉了，乾清宫的后窗户被撬开了，连溥仪刚买的大钻石都可以是转过天来就不见了……不知有多少只黑手，正在把数以万计的宫廷珍宝，“转移”到紫禁城的高墙之外。1923年6月26日晚上的建福宫大火，把这一惨剧推到了顶端。
也就是在这大溃败、大失窃的历史动乱中，《蔡襄自书诗册》，幽灵一样地冒出来了。
《蔡襄自书诗册》冒出来的地点，是地安门外大街南半截上，马路西侧，著名的“白米斜街”东口稍南的老古玩铺“品古斋”。品古斋老板郑森如，字静泉，是个绝对非凡的人物，宫廷高官、太监，王府各色人等，大户人家以及文化名流，收藏人士，当然包括古玩界同行，连大街上打小鼓收破烂的，他都打着交道；而他所掌店铺的位置，是尽得“地利”之优：从故宫的神武门出来，近便的自然是地安门，地安门外三五分钟的小便道，就到他品古斋的门口了。难怪溥仪的老师庄士敦都向溥仪报告说：地安门大街上，有好几家古玩铺，有太监开的，有内务府官员开的，有官员的亲戚开的。庄士敦的家，就在地安门内米粮库街再往里走的油漆作胡同，他的“情报”应该说是准确可信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趁着紫禁城内宝物外流这一浩劫，品古斋也着实“火爆”得翻了天。
蔡襄诗册由宫内人送到他的手上时，郑森如抚卷静思：虽说是乱世，但这近千年前的国之瑰宝，也只有那数得过来的几家豪门巨户掏得起银子，才敢上手，先得找朱家问一问。郑森如将诗册细心包好，出店门，横穿地安门外大街到马路东侧，往北走，迈过石栏斑驳的后门桥，右手拐，走进古色苍苍的帽儿胡同，胡同东半部路北9号院之内，登门去拜访朱先生。
这里所说的朱先生，名文钧，字幼平，号翼盦（ān），1882年生，民国政府时期曾任财政部参事，盐务署厅长，故宫博物院成立后被聘为了专门委员，专司书画碑帖鉴定。其祖上是清代高官，在东交民巷一带有皇家赐第。后来迁居西堂子胡同原左宗棠旧宅，1922年搬到帽儿胡同民国代总统冯国璋的府邸（清光绪间大学士文煜的“可园”），住至1929年，最后住进了横跨炒豆胡同、板厂胡同，历史上曾为“僧王府”的大宅子。朱文钧有钱财，有眼力，当溥仪小朝廷的财宝跑水一样外流的时候，他当然会留心收进东西。郑森如与朱文钧经过商讨，最后朱家以5000银元买下了《蔡襄自书诗册》。
蔡襄诗册本来是朱翼盦先生买进的了，那么，它又是怎样出现在琉璃厂赏奇斋的店铺中，即本文开头时的那一幕呢？
这里涉及一个小人物，他的名字朱家称之为“吴荣”（后边还会提及此人），他本是朱家的佣工之一，到赏奇斋“出让”蔡襄诗册的便是他。
老朱家雇有一批佣工，男的，女的，各司其职。老朱家藏有不少的文玩器物，大体存放在比较妥帖的地方。佣工与文玩本是两不搭界，岂知这个吴荣心怀异念，早就觊觎着朱家的宝贝——而主人家宅心仁厚，哪里像防贼一样盯着家里的下人？于是，吴荣钻空子窃了蔡襄诗册去换钱。
蔡襄诗册留在赏奇斋老板杨润斋手里，他明显知道这东西有来头，绝非“常物”，但他自己心里也没有底。琉璃厂古玩行鳞次栉比，一般老板总会有几位“知己”，或者说互相“帮衬”、能够“托底”的人。杨润斋出自己店门，在西琉璃厂东口路南找到德宝斋书画店的刘振清（字廉泉），又到东琉璃厂口外南新华街东南园找见文禄堂书店的王文进（字搢青），请这二位“指指道”。刘廉泉与王搢青可都是古玩行里摸爬滚打、经历丰富的人，与收藏书画碑帖的人士交往甚厚，他俩一看杨润斋带来的东西，“铁板钉钉”认定：“这是北城老朱家的！”
刘廉泉赶快把这事“知会”了朱翼盦，朱家这才发觉失窃之事。如果采用通常的办法，扣赃物、抓窃贼，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变故，甚至会影响到诗册的安全。老朱家毕竟是老朱家，他的应对有点“异乎寻常”：他与刘老板商量，觉得保住蔡襄诗册是紧要关键。朱家对外一点儿没泄露此事，朱翼盦抓紧时间亲到赏奇斋店，一是先支600元——算是顶上杨润斋的买入之钱，二是又奉1000元——这当是对杨老板的感激，杨润斋把原物奉还朱先生。老朱家做出这些应对，使《蔡襄自书诗册》完璧而归。
这件事后来在古玩行和收藏圈不大的范围内悄悄传播出来。古玩行的老板们暗叹：谁让人老朱家有钱呢，最初从品古斋花了5000银元，这次给赏奇斋600元抵款，又赏出1000元，合起来6600元。
当时收藏圈的大佬们心里有底，他们一方面深悉这本《蔡襄自书诗册》的价值，佩服翼盦先生独到眼光，铁腕手段，另一方面，一些人也私底下传说着老朱家的“吉光大运”笼盖之下的“祥瑞之事”：老朱家原来住东交民巷的“赐第”的时候，一个“淘茅房”工人，趁院中无人，把屋里一架自鸣钟搁粪桶里，欲携出以自肥。谁知偏偏他走至门房，大钟“丁丁当当”报起时来。窃计败露！还有诸如此类等等，人们于是感叹：老朱家，就是有鸿运当头！
这本册页在老朱家一直珍存至1940年——其间包括1932年它“失而复得”的历险。存物如故，而人世间却发生了很大的变故：1937年，朱翼盦先生五十五岁时去世；1940年，翼盦先生的母亲病故。翼盦先生的四个儿子——家济、家源、家濂和家溍为给祖母办丧事，急需一笔大钱……
这当口，民国收藏巨匠、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傅增湘（1872-1950，号沅叔、藏园居士）出来了。傅先生是朱翼盦故宫博物院的同事，对朱家广存书法碑帖十分了解。傅先生身边还有一位好友，民国收藏巨匠张伯驹（1898-1982，字丛碧、号春游主人），两人在收藏事务上多相帮相助。
老朱家此时急需出让藏品以换钱；而张伯驹正好乘着1937年从溥儒手中购得西晋陆机《平复帖》的热劲，继续搜求巨迹名帖。这样，靠着傅增湘的搭桥，请了琉璃厂东街南的惠古斋（其匾额即为朱翼盦先生所书）老板柳春农居间，老朱家以3.5万元的价格，把蔡襄诗册转与张伯驹。
对每一位收藏家来说，买入蔡册，当然是一件大事。1962年，张伯驹外放东北长春，主持编写文化随笔集《春游琐谈》，其卷三就收入了伯驹自撰《宋蔡忠惠君谟<自书诗>册》。他对这件事是这样回忆的：
庚辰岁，翼盦氏之原配逝世，其嗣以营葬费始让（今按：指出让蔡诗册），由惠古斋柳春农持来。时梁鸿志主南京伪政，势煊赫，欲收之，云已出价四万元。时物价虽涨，然亦值原币二万余元。而朱家索四万五千元，余即允之，遂归余。
这里边的“庚辰岁”没错，是1940年。“翼盦氏之原配逝世”，错了。不是翼盦先生“原配”逝世，而是翼盦先生的“母亲”去世了。
翼盦父亲朱有基（1857-1917），同治年内阁中书，官至四川按察副使，1917年六十岁时病亡，他的夫人1940年逝世。翼盦先生的夫人张宪祗，晚年自号“韵莆老人”，手抄《陶渊明诗集》留儿辈，1944年还亲笔写了情感殷殷的序言，这位老夫人1963年逝世。
大家庭的世系繁复，张伯驹仅凭印象而写，在这细节上出纰漏，是可以理解的。
“朱家索四万五千元，余即允之”，这里与前边所说的“3.5万元”价格差了一万元，怎么回事？从商品心理来说，一件物品成交了，卖方一般愿意把价钱往低了说，而买家常常把价钱往高了说——双方都喜欢把“吃亏”留给自己而把而把“占便宜”让给对方。
再有，当时有双方“牵线”的人和居间的买卖人，人家中间都要一些“好处费”，卖方老朱家和买方张家也不是不知的。
有人算了这笔账：老朱家当年买蔡襄诗册5000大洋；后来被窃又“抢救”回来，花了1600大洋，总共是6600大洋。此番卖出去三四万大洋，还是赚老鼻子了。虽然有物价大涨和货币贬值的因素，但时间的流转使文物的价值更高也是一个客观事实。
蔡襄诗册转入张伯驹的手中了。大家自然知道它的归落：1956年夏，伯驹先生累三十年之收藏珍品西晋陆机《平复帖》，唐杜牧《张好好诗》，宋范仲淹《道服赞》、黄庭坚草书《诸上座帖》、蔡襄《自书诗》等捐献给了国家，存于故宫博物院。
同朱家溍先生打交道的时候，我去过他东城区南锣鼓巷板厂胡同34号的老宅，也去过他在故宫博物院西北角原城隍庙中的研究室。当时是请朱老为重印陈师曾《北京风俗》画册题词，和出版《“北京通”丛书》中《朱家溍讲北京》这一册的事。
其实，朱先生对我并不陌生，1952年我就读北京市东四区一中心小学（今“府学胡同小学”），同班一位大个子同学朱传棠，即朱先生的长公子。朱家板厂胡同的院门经年常闭，小同学偶遇朱先生他也是一脸严峻，所以大家不怎么去传棠家“串门”。二年级时几个淘气娃子“闯”入朱家门，同住一胡同的索小朴，稍南边水簸箕胡同的伊克贤等。伊克贤“见缝插针”伏台阶边“赶”语文作业，繁体字的“聽”字（那还是学习繁体字的年月）写得老大，黑黢黢一团，冒出了方字格，还丢了左半边“耳”字下的“王”字……传棠父亲打边上走过，瞥一眼，笑了：“来来！”把我们几个招呼近旁，“这‘聽’字，你们记住——耳朵长，他姓王，十四岁，在东四一中心上学！”一边说着，在旁边的纸上写出一个工整秀丽的“聽”字。几个小娃子愣住了！哇，这么难写的、讨厌的“聽”字，照这几句字谣念，就不会写错了。这件事深深地埋在我们的记忆里。
多年后再见，朱先生犹以“世侄”称我。在随意的聊天中，涉及蔡襄诗册的话题记得有这样两个：
“那个偷您家画的吴荣，后来怎样了？”
朱先生笑了：吴荣，并不是那个人的真名。我写文章的时候，稍回避了一下，就假托了“吴荣”这一名儿。给人家做佣工，偷了人家的东西，那真真是丢脸！没等着主家辞，他就羞羞地告别了这个活儿。看他当时的神色，我脑子里顿时升起“无地自容”这一成语。后来再写这件事，他的名儿就借这个音出来了。这个人不久离开了北京，再做什么营生我们就不知道了。
“这本蔡襄诗册在保存上有两种形式，或者是手卷装，或者为册页装，这个变化是怎么回事？”
朱先生答：细看历史，自然会提出这个问题。这得从几个阶段来说。
从北宋蔡襄那时候，一直到明末，这件东西都是以手卷的形式流传着的。明崇祯年间大收藏家汪珂玉著的《珊瑚网》，叙列东汉钟繇以后历代法书名作，其上就明白地记录着蔡诗原迹的手卷样式。
明末遗民，鉴赏家顾复编《平生壮观》专载所见之书画巨迹，成书于清康熙年间，其上著录蔡襄诗稿已改装为册页。
怎样回事？一位蔡诗稿的主人过手时，他喜欢册页装的形式（也许他已藏若干种册页了吧），或可能他身边朋友的一种“撺掇”吧，一念之间耳——他就把手卷改装为册页了。历史就是这样在大伙未经意的当儿走过来了。
后来收进清廷，再后由朱翼盦先生收赏（包括被“吴荣”那拙劣地盗卖），以至转入伯驹先生家，1956年敬献国家……它一直保存着册页的形式。
大约是在1964年前后，故宫书画部将这册页又拆掉重裱，转回了手卷形式。
朱家溍对此大不以为然！他说，不是说非要册页装才好，更不是说我们看那老样子习惯了，但从清初起三百多年的样式了，完完整整没有残破，再翻回手卷重裱，也从没有论证过手卷就比册页强，这对老物件必有一定的损伤。
朱家溍还说，张伯驹听说这事后更有气，说这完全是瞎胡来。“我们是旧主，管不了新事，但决策也得讲科学、讲收藏界的老规矩不是？”
犹记得，那次由办公室步出，走在原来的城隍庙的院子里，朱老的语气“壹似重有忧者”，听得出饱含对国宝的深切热爱。犹记得，静静的庭院中，两株梨花开罢，雪白的花瓣撒了满地。
作者：杨良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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